吴国武：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涉及古文献学、经学和古代思想文化，近年关注重点在先秦学术史、宋代经学和清代文献。开设课程有“《论语》选读”“《四库全书总目》讲读”“国学经典讲论”“宋代学术概论”等。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研究项目，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荣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奖等多项奖励。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最有影响的蒙学小书《三字经》开篇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尽管有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这话出自先秦大儒孟子，但其精髓却已深入人心达两千年之久。
说起传统，说起儒家，我们言必称“孔孟”，正如孔孟自己言必称“尧舜”一样。然而，孟子的“遭遇”远比孔子要复杂、要有意味得多。有宋以前，《孟子》一书仅仅被视为诸子儒家一类，不如经部的《论语》那般显耀。东汉末年，佛教入土中原，迅速广布全国，至唐代其势更盛。为了排斥佛教、剪除异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在其名篇《原道》中首次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承的道统，随后《孟子》的地位有升格的趋势。在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里，孟子正式跻身经部。理学大家朱熹对《孟子》更是青睐有加，作《四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阐释褒扬。
前几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辩论赛上，人们围绕人性本善（孟子说）还是本恶（荀子说）展开过辩论。不过，这里的胜负并不意味着思想的优劣，而是一种庸俗的“磨嘴皮”。其实应该说，儒家所谓温良恭俭让的中庸之道，更多的是人性本善的衍生。两千年的人格旨趣与人性本善的儒雅风度分不开，两千年的治国理念与人性本善的仁政人治分不开。至于人性本恶说，往往是为这种中庸之道提供了一种纠偏纠错的理论，多生于乱世之时。
两千年的社会模式一直逃不过“圣主—清官—良民”的谱系。这种理想的人治秩序，与人性本善的观念相适应。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因为如此，他被视为我国早期民本主义的典型。应该说，理想的人治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好，也可以秩序井然、国泰民安，只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制定法律条文，无非是为了规范行为，惩罚犯罪。这种精神确认每个公民都有行恶的可能，于是必须建立法律秩序以惩恶。而人治的社会总是假定人性本善，人们的善通过读圣贤书、听明主话发掘出来，社会的“大同” 便可水到渠成。这种训导显然是道德说教，只在乎扬善。之所以人治往往事与愿违，是因为一有昏君、贪官或刁民，就会使社会动荡，秩序无存。近来，举国皆言“法治”，却不知以往是为人性本善所迷惑，而今稍有醒悟。平日我们总是劝人家做好事，殊不知劝人家别做坏事便是最大的善。如果修正孟子之说，我们的人民就不至于遭受残贼公行、改朝换代之苦了。
《孟子》经历的三个时期
阐释和研究孟子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子部的《孟子》，二是经部的《孟子》，三是今人眼中的《孟子》。自汉代扬雄开始注译《孟子》起，申孟派与反孟派一直互有消长，只可惜存世的材料不多。后来，韩愈开始把孟子视为道统中的一环，这一呼吁把《孟子》的注译带入了经学时期。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朱熹的《孟子集注》。我们说，汉人的民族心态、治国思想和文化观念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变，这与道统理论、《孟子》学说是有关系的。到近现代，注译《孟子》的书才不拘一格，众说纷纭起来。其中，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是最基础、流传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
杨先生在“例言”中明确强调自己译注《孟子》的目的：“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它，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一些线索。”该书力求语句解析与文义阐释两不误，有别于后来某些译注刁钻求新、故弄玄虚的陋习，问世近四十年而不改其亮色。另外，该书所附“孟子词典”也是非常有用的，这足以知道杨先生用心之良苦。读过《孟子译注》，再深究某些白话本、别裁体《孟子》也就不会为其胡说八道、混淆视听的惊人之语所蒙蔽。这恐怕是杨伯峻先生当初译注《孟子》的初衷吧。古籍译注向来是难做的，然而杨伯峻先生凭着自己的古文功底与文献熟悉程度为此作出了表率。如今他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都成为我们读懂古人、读懂古书的入门基础。
（来文摘自《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
